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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与退化—中国设计教育的当代危机

详细介绍

  扩招,尽管可以统计数据告知全社会: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水平上去了,同时也在以日益明显的、但官方不愿承认的事实告诉我们:教育质量也跌下来了。

  中国的设计教育已成为扩招最典型的受害者。过去十年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1909所大学内膨胀起来的“艺术设计”教育,虽为许多学校提供了可观的学费收入,却未能提供与其相称的教学质量,并使中国设计教育陷入了混乱无序的格局。设计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机能正在快速退化,大批对“设计” 缺乏基本理解且不具备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设计人才”正涌入社会,促使设计学科的学位快速贬值,并在稀释来自社会的设计需求的同时,阻碍着设计行业向高水平的提升。

  文章将深入剖析爆炸性成长的设计教育对其本身造成的严重伤害,呼吁理性发展中国设计教育思想的回归。

  尽管在每年全世界各设计专业领域的顶尖大奖评比中还鲜见来自中国大陆的设计师身影,而且在当下中国品牌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最大的困扰之一是大量的设计专利侵权案,以至于像“米兰家具博览会”这类张扬“创新设计”的年度商贸盛会竟然会限制中国企业的参展。但我们仍旧可以用无可辩驳的数字来说明:自1997年以来,中国高校在“扩招”驱动下仅用了区区10年,就已高速成长为不仅在学生保有量、而且在每年向社会输送“设计人才”的总量上绝对领先于世界的国家。

  然而,伴随着中国设计教育“放卫星”式地高速增长,我们却在近年来由报纸、杂志、网络上听到日益强劲的挞伐声,对教育质量的下降提出越来越尖锐的批评。但是,究竟是社会发展推动了设计教育规模的膨胀?还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教育体制以及招生方式的缺陷、人为地放大了所谓的“社会需求”?或者是学校在“教育产业化”的利益驱动下卷入了这一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兴办设计教育”热潮?在“扩招”大潮之后,中国的设计教育应当如何走好未来之路?…… 学术界始终未能加以正面地理性讨论与深度思考。

  本文将在剥离由数字构成的“扩招”表象基础上,剖析这已膨胀至臃肿和病态的教育规模对中国设计事业造成了哪些伤害,试图提出“破局”的思路。

  在展开论述之前,需要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国际上普遍认同的“设计教育(Design education)”,在中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专业分类中被用非科学的方式拆解,分列于“文学”、“机械学”等学科下,构成了层级复杂、支离破碎的“艺术设计”、“艺术设计学”、“工业设计”、“动画设计”、“广告学”等专业或专业方向,不仅外国专家不懂、即使中国设计学院的大多数教师也不清楚目前的中国设计教育专业构架,从而为展开精确的数据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即使如此,笔者倾向于以“设计教育”的概念来统括这些专业并阐述自己的观点。

  由中国教育部的官方网站()我们可以得知:截止2007年5月18日,中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已拥有1909所高等学校(含公办、民办的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

  因为现行的“艺术设计”专业包含了 “环境艺术设计”、“广告艺术设计”、“平面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艺术设计”、“广告艺术设计”、“服装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染织艺术设计”、“家具艺术设计”、“新媒介艺术设计”等若干最热门的专业方向,所以成为中国设计教育的主要发展面。经网上搜索可进一步获悉,上述院校中已有占总数58.93%的1125所院校开设了“艺术设计”专业并在2007年招收新生(附表1)。尽管江苏省以76所院校排名第一,但在百分比上则以62.7%的数字落后于江西省的84.8%。在这些院校中,排前10名的省均为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省份,并以589所的数字占据了中国开办艺术设计专业的半壁江山。

  在业界普遍印象中,北京、上海这样的设计“核心”城市却在拥有艺术设计专业的院校总量上排在了10名之外,即使被认为是“强省”的广东也仅排在第5名。

  附表1 2007 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招收“艺术设计”专业方向院校总表

  虽然目前无法获得精确的统计数据可以表明这些学校究竟有多少在读的艺术设计专业学生,但我们可以每所院校年招120名新生、四年本科在校生保有量480名这个偏于“保守”的平均值来计算,得出这1125所院校共有54万名在校生(不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和继续教育生)的估算数据。

  而当我们将研究的视角转向设计教育的另一专业领域—工业设计,会得知2007年共有321所院校(附表2)招生,江苏、广东、浙江位列前三甲。而在两年前则为248所(附表3)。新世纪以来7年的增长等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20年的发展总量。如果按这些院校每年招收30名学生、四年保有量120名计算,则意味着工业设计的在校生总数为38520名,每年有9630名学生毕业走上社会。如果按目前的社会现实中每家企业年招收 2名工业设计师来测算,需要4800 多家制造型企业。但据前段时间的媒体报道,目前的中国企业中真正有自主研发设计需求的企业不足千分之一。

  再让我们看看艺术设计教育的专业院校—中国著名的“八大美院”(附表4,应为“九大”,因湖北美术学院数据不详故排除),会发现这八所院校的在校生总量已达到了近38000名,仅2007年招收的本科新生即达9510名,平均每校1189名。其中除“清华美院”多年来坚持了“不扩招”的方针将招生数稳定在240名外,“中国美院”、“鲁迅美院”、“四川美院”和“西安美院”均突破和接近了1600人,意味着这四所院校具备了向“万人美院”冲刺的潜力。因此,如果今天要在全球范围内评选“最大规模”的艺术设计院校,我坚信前10名非中国院校莫属,而且在未来100年里也不会有其他国家能够摘走这“最大”的桂冠。

  当然,“八大美院”所招收的并非全是设计专业的学生,但大学时学习“纯艺术”的学生走上社会和跨入“职场”后却大多数都会将“设计”作为就业的第一选择,加入设计从业者的大军。

  对“大”的痴迷已成为当下中国设计教育发展的典型写照,在占地规模、建设现代化校园的竞赛与招生人数不断被刷新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为自己的政绩大厦镶嵌了“艺术”的明珠,校方领导们也陶醉于来访者对校园的赞誉,但有多少人计算过需要多大的资金来支撑校园的运作(图1、2)?需要寻找多少合格的师资保障如此众多的学生正常行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估算出当下中国设计教育总计不少于60万左右在校生(含本科生、研究生)的庞大规模,在全国2700万在校大学生的总数中占居了2.2% 的比例,即每46人中有1名是设计专业的学生。这个比例与每年走上社会15万人的就业队伍,已经使中国在短短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由完全不晓“现代设计教育”为何物一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设计教育大国。假设能保持这样的教育规模,且学生毕业后都能继续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意味着到2050年时,中国16亿人口中将有近700万人工作于设计师的岗位。

  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我们:“设计教育大国”未必能与“设计教育强国”划等号,以“规模扩张”为特点的当下中国设计教育发展路径,不仅不会促进中国创新设计事业的成长,反而可能成为向高水平提升的最大障碍。曾经祸害过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人多力量大”思维定势正像鬼魅一样迷惑着设计教育业界,使中国的院校迷失在炫耀硕大无比的校园与现代化“硬件”条件的喜悦中,忘却了“培养创新人才”这个设计教育的本质,错把高素质的专业教育视为大众化的所谓“素质”教育,并降低了设计教育的培养目标要求。因此,在设计教育规模快速膨胀的同时,教学质量下降并导致机能的退化,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主导了中国设计教育在过去十年中呈现了爆炸式的增长?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变革动机与利益关系,或许可为我们止住这种退化的趋向提供一些启迪。

  在1997年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是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学校的校舍、设备、教师的工资等一切开支均由各级政府承担,学费收入在学校的整体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大。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超过1%,90年代初也只有5%多一些。在此时间段内,设计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基本遵循着根据社会需求和学校具体的办学条件有序地推进,形成了以传统的美术学院为核心的、强调专业领域齐全的“艺术设计”与部分工科大学兴办的“工业设计”两大特点,并均将培养“高级设计人才”作为办学目标。因为人才培养的特殊性要求,一直延续着“个性化教学”的传统,每个专业一届只招收10-15名学生,任课老师在课堂上可施行“手把手”的教学方法,强调师生之间“一对一”的专业课辅导模式,让学生在“因人施教”、“师生互动”的教学过程中得到专业技能与思维的同步提升,贯彻得是“精英化”教育思想,将保证教学质量置于第一位。在此阶段,教学场地不足、设备落后、资金严重不足是各校发展普遍遇到的障碍。而从大的背景来看,各级政府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长期达不到“五年计划”所规定的GDP比例是最大的瓶颈。

  1997年,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教育部决定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在10年中,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将当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不超过10%快速提升至21%。但在此过程中,除清华、北大这类国家级重点大学切身体会到了国家的“倾斜”性资金支持外,大量被下放为“省属”、“市属”的地方院校,却被置于了“扩招”与“资金紧缺”的双重夹击中。

  扩招需要更大的校园面积与教学设施,但来自政府的投入却严重不足,提高传统的文科、理工科专业的学费标准又将受到物价部门的严格限制与社会舆论的挞伐,所以许多大学都将应对扩招的“发展战略”眼光盯住了扩大或创办“艺术设计”学科与专业,并找到了三个理由来支撑这种战略。

  这是最“正面”、也是理由最充分的主张。的确,由于历史原因和前苏联的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走了一条过分强调专业化的道论。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将之前已经建立起来的、更类似于欧美大学体制的、各学科专业并存一校的“综合性大学”拆解成一所所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突出各自专业特点的院校。

  事实证明,这种过分强调专业特点的办学模式,虽可保证受教育者专业技能的培养与提高,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综合培养却忽略了,导致人才的知识结构狭窄、社会适应能力不强。

  于是,今天的中国各大学均向着“建设综合大学”发展,过去以文科见长的大学现在拼命发展自己的理工科,理工科则快速建设着自己的文科 …… 而各类大学又不约而同地看上了“美术”和“艺术设计”。虽然“艺术教育”对拓展受教育者的人文素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但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里开设此类课程与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却完全不是一码事,而绝大多数近年来快速开设“艺术教育”的院校真实目的是兴办“艺术设计”。

  如果说因为“美术”的“象牙塔”属性和就业出路不明会让许多院校因自身师资条件不足望而却步的话,“社会需求量大”则成了各校兴办“艺术设计”专业的第二个理由。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需求”绝不是指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市场需求,而是指“艺考市场”的需求。近几年来,上述的“八大美院”每年在以“单独招生”方式进行术科考试时,报名的考生均数以万计,像今年中国美院考生突破6万人、广州美院3.4万人的“爆棚”现象在各校已属司空见惯。即使不那么热门、被考生们私下称为“二、三类”的综合性大学的艺术与设计学院、系科,计划招生二、三百人有两、三千人报名的现象则更是比比皆是。而类似于山东这样的人口大省,去年就已突破美术设计考生的“十万大关”,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美考大省”。的确,与许多城市在高考时普通文、理科招生计划与考生人数的1:1.6、1:2 所呈现的接近“人人可以上大学”相比,可以进行“单招”的重点美术院校的1:40、1:30 或必须以地方“联考”方式招生的综合类大学的1:10、1:8相比,突显了“艺术设计”的高热(图3)。

  于是,“艺术设计”成为高考中的大蛋糕、各学校一哄而上就成了必然的趋势。但是,各校在沾沾自喜于那居高不下的“考录比”的同时,却集体回避了一个重要事实:“艺考热”的水分极大!这些数据无法告知究竟有多少考生是少则报考五、六所、多则报考二、三十所院校?有多少考生是矢志不移地只考最热爱的某院校?

  “艺术设计考生”在近年来的高考大军中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媒体与社会的关注,他们以每年2- 4月份的“南征北战”为中国的高考制度涂抹着独有的考试画卷。笔者五年前在主持广美青岛考点的考试时,就曾遇到过几位“住车站吃方便面,纵横4省12考点、投考38院校、历时52天、花费8000大元”的考生,让我见识了由这些“艺考流民”组成的、中国独有的“艺考风景线”。

  除了当下中国的“艺考热”说明兴办艺术和艺术设计教育会“满足社会需求外,还有第三个不愿拿到桌面上来说、且任何一所学校都不愿承认的理由:高学费收入、低成本投入。

  根据教育规律,艺术与艺术设计学科的高学费是很正常的事情。如前所述,以培养“精英”为目标的艺术教育是以“小”见长的,强调小班教学、师生之间“一对一”式的面对面教学模式。在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诸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至今依旧延续着此种培养模式,能有上千人本科生的规模已经是“大型”院校了,而像 RCA、DOMUS、AA、Art Center、Central Saint Martin 这类全球著名的院校均是维持“小而精”的办学模式。

  由于上述培养模式,决定了教师队伍的庞大和教学成本的高昂,使艺术设计教育在当下大学教育中属于“高投入、低产出”的类型——要求师生比低、学费高,全世界的艺术设计类院校的学费标准也无一例外远远高于普通综合类院校。从表4中我们可以得知,近年来没有扩招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其师生比为10.2:1,是唯一延续了传统的艺术教育师生比关系、与发达国家多数院校相似、并符合教育部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有关“师生比例”考评项目的“优秀”等级标准(11:1)。

  另外,设计教育对各专业实验室建设与设备配置的要求以及学生在制作设计作品中过程中的材料消耗,都决定了艺术与设计教育是一个“高成本”的教育领域。新世纪初,广州美术学院曾根据所处城市的物价水平对培养一位本科生的投入成本做过粗略的核算,得出的数据是每年4 万元,说明每年1万元的学费仅及成本的四分之一。因此,多年来报考艺术与设计专业的考生多数都来自较富裕的城市家庭。

  但是,伴随“扩招”而在最近10年来新创立的许多综合性大学的艺术与设计专业,仅在学费上依循了专业美术院校的收费标准,每年少则七、八千,多则过万,但在教师队伍、实验室与设备配置等方面却并未按照艺术与设计教育的要求去建设,而是用普通文理科的模式来办学和授课。在专业教学课堂上,一位老师面对六、七十位甚至上百位学生的状况比比皆是,所用的多媒体电脑实验室往往是学校“共享”的,工业设计专业用到的模型工作室也是与机械类专业“共享”……在堂皇的“资源共享”方针下,这类院校的艺术与设计教育基本是处于“不投入”或“少投入”的状态中。笔者曾对广州地区的几所院校进行过粗略的调查,尽管艺术设计专业的学费收入是文理科的两倍或更多,但多数院校在下拨经费给专业院、系时却是统一标准的,并未对艺术设计专业有任何应有的“倾斜”。

  因此,学费收入数倍于文理科,但学科建设投入却等同、甚至远低于文理科,将办“艺术设计”视为一种教育产业化的新途径,成为当下许多综合类院校的普遍现象。高学费,成了中国目前艺术设计办学热潮的最主要目的。

  综上所述,导致中国设计教育规模膨胀的三个“理由”,没有一个涉及到如何提高国家的整体设计创新水平。如果有观点认为“人多基数大,成才的可能性也大”,我建议他去研究一下中国的足球。在看得见的未来,我们还看不到我们这个拥有13亿人口、每年毕业15万设计类学生的大国,在设计水平上超越仅有数千万人口、每年毕业2万多设计类学生的英国的可能性。

  从另一角度来看,对“做大”了的院校来说,即使已痛感只有保持甚至减少招生规模方能停止质量下滑势头的必要性,也为时已晚—要维持那庞大校园的运营,除了多招学生、多收学费之外似乎难有他途。

  如前所述,“艺考热”已成为当代中国高考的一道风景线。这种景象是否说明热爱艺术与设计的中国年轻人大大增加了?非也!营造这种“风景线”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高考制度。

  以“高考”为指挥棒的中国现行教育体系,在考题设计的难易度上是依“理科”、“文科”、“艺术”……依次递减的。这就意味着报考“艺术”或“艺术设计”的考生,在参加高考时会面对相对前两类较为容易的考题,因而可较轻松地跨过“综合文化素质”考试门槛。看起来,这似乎是高考系统的设计者们为“照顾”艺术与艺术设计类考生特设的“后门”,却在根本上摧毁了中国艺术设计人才选拔的基础。

  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所有设计教育发达、设计创新能力强盛的国家,均是从智商水平最高、知识面宽广、学习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最强的考生中选拔人才的。因为“设计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从业者必须走在社会发展的前端,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创造着未来。因此,报考设计学科的难度一点都不亚于理工科名校、“设计学科难考”,也是这些国家的普遍现象。

  但是,这种人才选拔的模式在中国却被颠倒过来。由于我国特有的考试机制,“考不上理科考文科,考不上文科考艺术”成为当下中学里广为流传的考生选报专业时的准则,凸显了中国设计教育的尴尬地位。

  在“高考”指挥下,当下我国的中学教育盛行将高中生“分科”培养的模式:根据学生初中毕业时的综合成绩,将高分学生分到“理科班”,其他学生分到“文科班”,形成了高“智商”学生读理科,中、低“智商”学生读文科的局面;待高一或高二结束时,校长或班主任们多会给“文科”班中成绩偏后的学生出主意:你们参加普通高考希望不大,不如早些转学“艺术”吧!

  但是在“艺术”的学科平台上,报考音乐、演奏、表演等方面的专业要求考生必须有长期训练的积累并已达到较高的专业技能水平,而且对身高容貌等先天素质也有较高的要求,唯有“美术”与“艺术设计”在“术科”考试方面的要求是最低。

  在这种模式影响下,考生家长也顺理成章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我的孩子读书成绩不好,将来干什么呢?去学艺术设计吧!于是,“艺术设计”成了接纳“读书成绩不好”的学生最理想的去处。大量的考生“恶补” 半年左右的绘画技能就可以顺利通过许多院校的“素描”、“色彩”考试。

  而且,在面对数万考生参加考试的前提下,为尽量降低阅卷、评分(图4)等考务方面的难度与压力,各校在“术科”考试的题目设计、阅卷方式上呈现出日益“标准化”的趋势。“人像”、“石膏”、“静物”正固化为“素描”、“色彩”、“速写”这三门“老三篇”考试的必选内容之一。而这些已被固化的考题已经没有任何“保密”特点可言:每年各院校进行“术科”考试时那一车车作为“模特”的数百武警战士(图5)或考点人员到菜场去购买作为“静物”的上百公斤苹果、萝卜、青椒、鸡蛋 ……在对周边社区引起震动的同时,也已经告诉考生考什么了(图6)。

  “扩招”前曾在一些优秀的设计院校内必考的、旨在考察考生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创意设计”科目,今天除了清华美院还在坚持外,其他院校已难见踪影。艺术与艺术设计专业的“术科”考试在今天已蜕变为标准化的、纯粹的技能化考试,几乎不能测试出考生是否具有创新素质。

  图5 2003年3月16日,在广州美术学院操场上列队准备进入考场作模特的武警战士

  考试标准化的导向,必然会营造出更加机械化的“应考”手段与载体。在广州美术学院的老校区周边生存着大量以“考生辅导”为主营业务的“画室”,通过精细地解剖考试内容与层层提炼完成考卷的表达手段,已培育出接近“完美”的快速提高“应考”能力的模式:用摄像机实时拍摄、电视机实况转播、数百考生手执画笔通过电视跟着头戴扩音器的老师学习用19笔画一个梨的“现代化”教学场景,正在被快速“推广”与复制。可想而知,当阅卷老师面对着数百份考号不同但画面水平几乎一致、似乎是复制出的试卷时,势必会丧失鉴别力。

  在这样的考试机制与“应考”对策作用下,低“智商”学生集体转向了“艺术”或“艺术设计”——导致艺术设计院校所招到的学生在整体素质结构上成为了生源的“箩底橙”(注:广东俚语,泛指质量低下)。

  当然,在各校每年招收的新生中也不乏优秀者,但经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这类学生往往很早就已锁定了自己心目中的院校,是“有备而来”。许多任课教师都有这样的体验:在扩招前一个班为20名学生时,会有5-6名优秀学生毕业后成长为出色的设计师;扩招后变为两个班60名学生时,仍旧只有5-6名优秀学生可能达到过去的入学标准,但由于教师的教学压力增大,在不额外增加授课时间的前提下,这些优秀学生能从教师身上获得“面对面”指导的机会则大大下降,从而导致他们“成才”的可能性打了折扣。

  对大学来说,是否能够招收到高素质的学生,基本上已决定了这所学校教学水平能够达到的高度。学校的品牌影响力、社会对学校的评价均与学生在学期间的能力表现、参加专业范畴内的设计竞赛所获名次、毕业后的分配去向以及用人单位的评判密切关联。

  上述的考试机制与人才选拔模式导致中国的设计类大学生居于素质的“底层”,使中国设计教育已经输在了参与国际竞争与发展的“起跑线”上。

  十年扩招,尽管能以可信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有更多适龄青年迈入了大学校门,政府在自身投入仍旧不足的前提下却鼓励各校向银行贷款来建设更大、更现代化校园,将这些学校拖入了“负债运营”……政府的“政绩”有了漂亮的统计数字,但“做大做强”的初衷却并未兑现,虽然各级政府都在小心回避这个话题,但日益明显的事实却在告诉社会:教育质量正全面下滑。

  质量下滑不仅出现于大学教授们的抱怨声中,更直接表现为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透过每年的媒体报道,人们更多了解到在降低门槛、被“扩招”入校的大学生们走上社会时,因并未是在经改革后的教学体系里成长、所学专业知识老化、不适应企事业单位的用人需求,出现了“就业难”的社会性问题,凸显了教育质量下降的严重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设计教育整体质量的下降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伴随着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目标被修正为堂皇的“素质教育”导向,大批对“设计” 缺乏基本理解且不具备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设计人才”正涌入社会。一家企业招聘一、两名设计师时往往会收到数百封求职函,人力资源部门耗时数日面试了几十个初选出的求职者后却无一能够胜任工作要求……这种景况在近两年的设计人才市场上已经司空见惯。

  处在上升阶段的中国社会,目前对设计人才的需求还不足以提供每年15万的就业岗位。而设计能力低下、就业无门的大量过剩人才,为了生存的需要,势必以极低的薪酬标准与收费水平冲击设计服务的专业市场,大量稀释来自企业的设计需求,推动设计价值向低价运动,阻碍中国设计行业整体向高水平的提升。

  研读今天“八大”美术学院的本科招生简章,你会发现:十年前被普遍作为培养目标的“培养高水平艺术与设计人才”已经被广泛替换为“符合社会需求的美术创作与设计人才”。不见踪影的“高水平”被放置到了硕士生的培养目标中,说明在扩招的压力下,各校都在“强调素质教育”的方针指引下,主动下调了对本科生培养目标的定位。而今天的研究生招生计划与规模恰恰相似于20年前的本科生,因此各校教师们这样戏称:今天的研究生相当于过去的本科生。

  当然,我们可以说过去的培养目标定得太高,“高水平”是一种不可量化的说法,用国际视野作为参照系,现在的目标定位会更加实在些。而且,本科招生规模的成倍扩大与入学门槛的降低,必然使学生“成才”的比例大大降低,再提“高水平”已不合时宜。

  用“素质教育”来替代过去强调的“专业技能”,已成为抵御对“教学质量下降”批评的绝妙托词,因为两者之间不存在可比性。而且在强调“素质教育”的原则下,压缩学生上专业课的时间,让学生大量参与各类文体与社会活动,也可缓解专业教师队伍不足的压力。不少教师已看透了其中的“猫腻”,以轻松的语调诠释自己的态度:今天的许多艺术设计学生只想在校园里快乐地生活四年,混张文凭就走人。那我们就给他们快乐,没必要在其身上花气力,只专注于几个想学知识的学生就行了。

  但是,这种经“素质教育”培养出的、快乐地生活了四年的大学生,在职场上有谁愿意聘用?却没有被各方面认线 教师队伍素质下降

  经历十年扩招,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可以成倍增长,现代化校园可以中国独有的高速度拔地而起,广州能够在19个月里在18平方公里的荒岛上走完征地、规划、建筑设计、施工、设备配置、新生入住并开学的全过程,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建设一座容纳10所大学的“大学城”。但是,任何学校却无法在5-10年内打造一支真正优秀的教师队伍。

  “扩招”之前,国内既有的设计类院校中,除少量美术院校经数十年传承积聚了一支以传统美术教育为核心的教师队伍外,多数也都有了自“改革开放”后在“现代设计教育”基础上打造了近20年的教学团队,有条不紊地按照设计教育规律推进自身的发展,在新专业设置、课程内容上以循序渐进地策略与国际社会一步步接轨,所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之间处于一个较好的平衡点上,不少学校的毕业生处于“供不应求”的良性关系链中。

  “扩招”打破了这种平衡,在中国惯有的“一刀切”行政管理思维下,没有人论证将“艺术设计”纳入“素质教育”的新方针下、采用“扩招”的手段推进其超常规发展是否妥当?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究竟需要每年输送多少设计人才即可达到“供需平衡”?于是,在十年、尤其是最近的五年间,设计教育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在宏观上令原有的“专业教师不足”问题凸显为最大的瓶颈,教师队伍在职称结构、教学经验、专业适应性等关键素质点上水平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

  ”成为最突出的“下降”观察点。一方面,教师队伍整体上承受着数倍于10年前的授课压力、令自身几乎没有了喘息“充电”、从事科研与设计实践的时间与空间,无暇革新课程并跟进设计行业的发展,不能向学生传授新知识;另一方面,为缓解教学压力而突击大量增补的、刚由研究生毕业就任教的年轻教师,在教学经验与专业经验严重不足的前提下被放到“独立开课”的岗位上,势必导致教师素质出现结构性下降,教学质量不保、学生投诉频繁成为必然结果。

  对“扩招”之后新创立的综合类院校、民办院校的设计系科来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非专业化”成为最受诟病的弱点。本科毕业生教本科、学绘画的教 “艺术设计”、学机械的教“产品设计”、学计算机的教“动画”、学经济的教“设计史论” …… 甚至于不少院校的院长、系主任是由非设计行业的人士担任,只看其是否教授、副教授,不在乎其对设计教育了解多少。在这类院校中,还谈不上教师队伍的强弱问题,因为在本质上这只队伍并没有建立起来。3 院校同质化

  在缺乏评定标准、空洞的“素质化教育”指引下,扩招时期创立的许多院校设计类系科,在专业设置上极少考虑自身特点以及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似乎都将“胸怀全国、放眼世界”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培养走到哪里都能适应的学生。以“参观学习”为名的校际互访从正面来看推进了后起院校的进步,但在负面上也让忽略自身实际条件、照抄照搬所谓的“先进院校办学经验”、全面拷贝别人的课程系统成为一种流行。

  这种“统一化”的办学思维,与设计教育鼓励创新特点、鼓励多元化、鼓励个性化的核心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在日益强调“素质化教育”、弱化“专业性”的导向影响下,设计教育正在被塑造成一种“动脑不动手

  ”的专业形象。除少数具有较长办学历史积淀的院校今天仍在专业课程中坚持要求学生必须用实际材料与工艺将自己的设计作品“亲手制作”出来、强化学生的设计体验外,绝大多数新办院校或由于实验条件不具备、或由于专业教师的严重缺乏、或根本就没有“培养动手能力”的概念,将各设计专业方向的课程都办成了“无电脑不能开课”。

  学生不具备表达设计构思的徒手草图能力、不懂材料与工艺、不了解市场与用户、甚至毕业后很长时间都不能独立完成一项简单的实际设计任务,已成为当下国内设计类学生的通病,说明相当多数院校的办学理念与课程系统是失败的。

  在本质上,设计教育是一门“应用”学科,要求在专业课程内容上贴近设计实践。越是高年级学生,这种接触设计实践的机会应当越多,训练学生以更专业的态度与深入探求的精神去创造性地解决实际设计问题。

  但是,由于当下众多院校的办学初衷是以“赚取学费”为目的,所以关门办学、仅靠电脑来教授“艺术设计”、学生在学期间没有任何接触实际课题的体验,就成为了普遍现象。笔者近年来在面试许多“考研”的学生时,这类完全没做过一次实际设计的考生不在少数。

  对设计学生以及其家庭来说,最令人困惑、也是难于接受的,是学位的贬值。被卷入扩招大潮的中国设计教育,已使“设计师”这个10年前令人艳羡的职业快速蜕变为今天就业市场上的普通职业类型(图7)。

  作为中国“扩招”的主要效仿对象,英国已经在反思大学扩招带来的学位贬值恶果。在2007年7月于伦敦召开的英国教育研究协会年会上(注1),公布了由英国教育学院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系教授安娜? 维尼奥尔斯主持的一项研究成果。她指出:由于某些人文学科的大学毕业生过剩,意味着他们的薪水可能不足以“弥补”他们接受大学教育的费用。“这些学科的新毕业生与完成中学高级水平考试课程的毕业生所赚薪水相当”。而像历史、美术、法语或英语文学的毕业生,则位于毕业后“回报率”排行榜的最低档。

  英国的现象正在中国重演。出于职业敏感,笔者最近三年来对广州美院的工业设计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起薪点作过一些抽样调查。除少数外资企业聘用的优秀学生外,2005、2006、2007 的平均起薪点为2500元、2100元、1800元。而对其他院校来说,“跌破”1000元的已不是个别现象。设计教育已跌落为中国高等教育中“性价比”最低的专业种类。

  在中国设计市场上,设计价值并未随同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对原创设计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日益重视而同步提升,却表现为设计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日益下降的“倒挂”趋势,导致设计行业坠入恶性竞争的旋涡,始作俑者就是设计教育的连年扩招,输出的人才严重过剩,设计学科的学位贬值,成为中国设计良性发展的最大障碍。

  设计教育质量的下降,在今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由政府官员的角度、学校领导的角度,基本都不愿承认并回避这个事实,因为讨论这个话题会导致对“扩招”的政策提出更加广泛的质疑,会使高速增长的高校学生数据与硕大无比的校园背后的社会价值受到贬值的威胁,并会危及各级领导的“政绩”。但事实摆在那,我们必须以理性与务实的态度去正视它,探求解决之道。

  可以预见,最近五年来中国兴起的以“艺术设计”教育为重点的“艺考热”,会在不久的未来出现明显的“退烧”。由于大量的新办院校不能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学生支付了高昂的学习费用却不能获得相对应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在职场上表现为薪资的低水平运行,且相当多数的“艺术设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势必令许多家长大呼“上当”,并形成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导致这类院校的招生陷入困境。

  根据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我认为,中国大学里有30万左右的设计类大学生(即将全国设计类学生的数量控制在 1%的水平上)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规模。这意味着应有半数的学校需要退出设计教育市场,或者大家集体减少50%的招生规模。

  当然,让处于“发烧”状态的中国设计教育冷静下来,扼止整体质量下滑的趋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设计教育的宏观指导思想与院校具体策略来看,我认为起码应在如下四个方面实现彻底变革。

  如上所述,设计教育的本质,是为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培养具有创新思想与专业技能的人才。它决定了设计教育不应承担“大众教育”的责任,不应纳入国家发展高等教育“提高毛入学率”的思考范围。

  最近来自国家教育部发言人的官方话语,也开始关注伴随扩招而带来的教育质量下降问题,提出了在“大众教育”的框架下鼓励一些院校保持“精英教育”的新思路。而设计教育恰是应该回归“精英教育”的领域。

  在当今世界,唯有英国是将设计教育纳入到“公民教育”指导思想下的,旨在培养“有较高审美品位的消费者和专业人士”。但15% 从事专业工作的就业率,已经令当下的英国设计教育界正在讨论这种战略的合理性。何况中国的国民收入水平远未能与英国同日而语,让60万个中国家庭以高昂的学费投资于设计教育,将自己的子女培养成一个毕业后可能找不到合适工作的“高品位消费者”,以目前的国情来看,是一种非常超前的“消费”,是难以被受教育者所接受的。因此,以“大众需要”为借口在设计教育领域进行的扩招,实在是有违“教育”的初衷。

  回归“精英教育”的模式,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短期内用行政手段关停一批明显在办学资质上不合格的院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会以“学生就业”作为学校优劣的验证机制,决定哪些院校应该被淘汰出局。而能够调整办学思路,逐渐缩小招生规模,将教学质量置于第一位、令毕业生整体创新能力与专业素质保持高位运行的院校,自然会形成自身的“精英教育”模式特点。

  ”的最根本手段,在于彻底革新目前导致艺术类考试“文化课水平低”的体系。尤其是对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室内外环境设计、数码动画等许多设计学科来说,学生的总体科学文化素质水平,直接决定其本人在本专业领域所能达到的高度。因此,应将设计教育各专业在高考中的综合文化课考试与其他院校统一,不再专为“艺术与艺术设计”类专业特设低门槛的试题。

  ”的学生进入大学的“后门”,势必导致“艺考热”急速降温,从而堵死了一些专心赚取学费的院校的财路,但也会因切身利益受损而招致学生家长以及许多院校的激烈反对。但对中国设计教育的长远发展来说,这种改革之路却是必须要走得。

  如果担心这种“转弯”太急导致新的社会问题出现,可以让一批办学历史长、教师团队雄厚、知名度高的优秀院校先行试验,逐渐形成这样的社会共识:设计教育关乎中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必须选择在专业技能与综合文化素质两方面都很优秀的学生。

  必须用实事求是的舆论导向让全社会明白:设计教育是一个培养成本很高的专业教育种类。对相当多数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说,将“

  招生制度的变革,在使考生数量锐减的同时,也将真实地映射出考生对“艺术与艺术设计”以及投考院校的认识与热爱程度。对优秀的学校来说,尽管会损失一笔可观的“考务费”,却会使考生的整体素质大大提高,并通过“考务”压力的疏解与阅卷工作量的下降,从而为考试内容趋向于专业化的革新、较为准确地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提供了可能性。

  就目前国内已有的“艺术设计”以及其他相关设计教育专业来说,除了“环境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广告设计”这类专业方向对产业环境的依赖不太明显、更多地取决于城市建设与一般性的商贸活动发达与否之外,其他诸如“工业设计”、“汽车造型设计”、“服装设计”、“家具设计”、“动画设计”、“珠宝首饰设计”、“玩具设计”等方向均与院校所在地的产业环境、地区政府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

  因此,对已具有一定的师资积累和办学经验的院校来说,清晰地“盘点”、了解所处地区已有的产业环境与政府的发展规划、将专业建设更多地向能够与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密切结合的方向上倾斜,逐渐将这类专业打造成自己的“强势专业”。例如,对一所院校的“工业设计”专业来说,仅以通用型的课程教学,希望把学生培养成“任何产品都能设计”的人才,今后将越来越难于在设计教育市场上立足。如果你所在的地区具有良好的玩具产业环境,在“工业设计”的平台上将学生向玩具设计人才方向上培养,必然会将这个专业办出特色来。这才是确保自己的设计专业能够从日益严峻的办学热潮中“突围而出”、向社会输送真正有竞争力的合格设计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今天正在中国四处蔓延的、浮燥的“艺术设计教育”办学潮,除了可向社会输送人才素质参差不齐的“劳动者”之外,并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创新设计水平。如果我们可以忽略政府和官员的“政绩”的话,中国的设计教育事业的确不需要令人啧啧称奇的庞大在校生数字与那么多宏伟大楼组成的“壮观”校园。唯有在“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引下呼唤理性办学精神的回归,将兴办设计教育的战略重新锁定于“精英教育”的目标,并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专业建设与教师队伍的打造,中国的设计创新事业才真正能有在未来攀登世界顶峰的希望。

  英国大学扩招学位贬值 《南方都市报》2007-09-09 A19 版转发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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